钱钟书与杨绛前言：1973年12月7日，钱钟书杨绛夫妇与林非肖凤夫妇产生打架纠纷，当时二者同住，其中是非曲折，时隔多年已难以辨别。但1999年，杨绛追忆往事，发表了《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叙述了当时情状；与此同时，林非妻子肖凤也撰文回击杨文所言不实。《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2期收录了两篇文章，以供广大读者判断。按期刊顺序，先录肖文如下，其中肖文所指咬人者为杨绛，打人者为钱钟书。钱钟书杨绛不用过多介绍，林非，原名濮良沛，1931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文学系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家协会名誉会长。肖凤，林非妻子。1973年双方起冲突时，钱杨已六十出头，林肖三四十岁。1999年双方发文时，钱钟书已去世。编者说明本刊系纯学术研究刊物，由于特殊原因，本期破例刊登两篇与鲁迅研究本身无关的文章。今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杨绛先生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十二月一日《中华读书报》又予以转载。十二月四日，林非先生致本刊编辑部信说：“已严肃要求两家报纸刊登澄清谣言的文章，等待他们的答复。已有新闻署负责人明确告知‚如得不到公平处理，即可诉诸法律。”又说：“已有主持公道和憎恶谣言的几位先生表示，可在有关报纸上发表澄清谣言的文章。寄上肖凤写的此文，务请在贵刊发表”。林非先生信中还表示：“一个鲁迅研究者被谣言污陷，作为研究鲁迅的权威刊物，发表另一方澄清事实的文章，应该是正常的，让广大读者判断，符合新闻公正的原则。”现将肖凤文章予以刊发，同时转载杨绛先生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其中是非曲直，读者定能作出正确判断。林非、肖凤夫妇林非被打真相肖凤1973年12月7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那一天，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鲜血淋漓。那男人殴打时用力极狠，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那时正值隆冬季节，林非身穿棉袄，挡住大棒的右臂还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漆黑一片，让我深感恐惧而又心疼不止。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辣，还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好防备打人者的继续行凶。我搀扶着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第二天，在林非单位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宣队，训斥林非怎么敢跟×××吵架，说是他那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将会来干预，威胁说要遣送林非去北大荒继续劳动锻炼，还派人上我教书的学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要他来压制我。这位领导是老革命，刚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解放出来，他在我教书的学校工作了十几年，对我十分了解，一听就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此时，我们刚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来不久，与离别了许久的年幼的儿子团聚，日夜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林非又被赶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觉得他们的用心真是狠毒，却也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积蓄的零钱，替林非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那儿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我整天忧愁地思忖着打人者的阴险，想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林非曾在五七干校患过一场大病，为了护理他的身体，并且减轻他精神上的压力，我打算跟他一起前往，可是儿子又太幼小，不能让稚嫩的生命随同我们去受罪，得保护他很好地长大成人，商量的结果是林非先走，我和儿子等一等再说。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我们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十年浩劫的岁月，更何况林非早在肃反运动中就被指责为立场右倾，反右运动中又被指责为犯有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受到过批判，面对着这样坎坷的遭遇，他从“文革”开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却还被“造反派”不依不饶地长篇大字报上称为“漏网右派”，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好不容易难熬的岁月终于过去了，有关的处分也都获得了公开的纠正。我们多么想安安静静地度日，高高兴兴地工作，可是咬人者不断地通过口头和文字的谣言，再三地进行人身攻击，现在又在一张报纸上大肆说谎，所以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林非被打的真相公诸于众，相信善良和公正的读者朋友们会作出自己判断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春天，我怀孕了。我的婆母知道消息后，放下了由她照看的三个外孙，千里迢迢地从上海来到北京，准备迎接将要诞生的婴儿。因为林非是她老人家最小和最疼爱的儿子，所以也十分慈爱地照顾着我。我们三人挤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和一个书桌之外，几乎就没有空地了。我们躲在狭仄的空间里，却也享受着亲情的温馨。这一年冬天，我的儿子降生，小屋里又增添了一个新人，在拥挤的屋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满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绳子，上面悬挂着洗过的尿布，竟像是万国旗一样。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当时几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是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我们还曾经跟另外三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单元里面，和谐地相处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邻居至今依旧相互来往。这位文学批评家跟我们是同代人，心灵很容易相通，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就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因此也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林非有一位后来大名鼎鼎却又流亡国外的同事，就是跟我们一起搬进这座楼房的。我原来犹豫着不想搬迁到陌生的地方去，但是当时的处境实在太困难了，一是我的产假只有56天，又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绝不允许请假，不满两个月的儿子白天只能交给婆母照料，她老人家已经是将届古稀的高龄，真于心不忍，却又毫无办法，只能晚上下班后自己带着儿子，请老人家休息。二是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间，婆母的女婿也就是我们的姐夫，忽然被诬陷为“叛徒”，隔离审查，不许回家。其实他只是上海一座大型工厂的总工程师，老实巴交，什么问题也没有的。姐姐是小学校长，每天都早出晚归，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管，她精神压力又很大，频频来信，述说困境，希望母亲早些南归。三是居委会一个戴红袖章的老“红卫兵”，常常上我们原来的住处敲门，逼迫报了临时户口的婆母离开北京。林非和我又必须天天上班，在这万般无奈的紧急关头，我的女友介绍了一位家住郊区的农村大嫂，与我们见面相识，说是如果聘请她帮助我们照顾小孩，我的婆母就得以回到上海慰藉她受难的女儿，这也许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这位善良的农民大嫂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共居一室，这个要求自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于是我不想搬迁也只得搬迁了。咬人者说我的婆母是为了分配住房才赶来充数的，这纯粹是造谣。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不会再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喧的话语。咬人者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她偶或露面的女婿，听说是北京某著名大学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可是在当时风云突变的“文革”狂潮中，该所大学的“造反派”一把手忽然失宠于“中央文革”的“旗手”，他忍受不了岳母家中种种阴沉和发怒的眼色，竟悬挂在大学校园里一棵老树桠上自杀了。我们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自己正面临着种种的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这还是听到住在旁边单元里一位红学大师的夫人匆匆说起的。从此以后，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确实显得有些焦躁，当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她根本无视我的人格，无视我作为母亲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包括我幼小的儿子在内，一概都是如此。她这种霸道的态度，和对我儿子的人格的漠视，实在伤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的命运，从开始时就笼罩于我们的头顶了。我和林非在几年前奉命去干校时，怕儿子过于幼小，还不适宜去“经风雨，见世面”，只好把儿子托付给那位忠厚和质朴的农村大嫂，并且把两人每个月工资的极大部分都留给了她，她也尽心尽力地带领着我的儿子，跟我儿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我们几年来耗尽了原来就是极为低微的工资，经济情况显得十分拮据，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保姆了。这位善良的农村大嫂非常理解我们经济上的困境，她也愿意另找一家经济收入比我们高的住户去帮工，于是她就和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我上班的学校，离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每天赶公共汽车早出晚归，有时就把儿子带在身边。那时候常常要跟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只好也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几个女同学睡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又教书，又下地，又带儿子，回家后真是感到劳累不堪。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见过洗衣机，正好院子里有一位帮助人们洗衣服的农村大娘，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我也请余嫂帮助洗衣服。1973年12月7日，适逢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就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时间很紧张，让余嫂赶快洗起来。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了，为什么要如此着急，于是就争论起来了。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我的脸庞，我长得比她高，赶紧向后仰起头，并且伸出双手挡住她，没想到她竟用自己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她这个动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连大字不识半个更画不成圆圈的阿Q都懂得这个道理，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行事。俗话说十指连心，我疼痛得大叫起来，林非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想要解救我。咬人者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咬人者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林非赶紧伸手挡住木棒，打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咬人者诬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不知有多少次，请问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造谣造得实在太荒唐了。而且既然已经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还要可恶地造谣，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在此次冲突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则是又叫又骂又动手。他们的表演和所作所为，让我看清了他们本来的面目。面对着她的造谣生事，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了。这咬人者确实是造谣、攻击和欺负别人的能手，她曾散布过污辱一位已故著名哲学家人格的流言，那位学者的女儿(一位著名女作家)就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驳。还有一位外国文学教授由于讲述了在她家里，听说过她丈夫攻击自己老师的一则谣言，她就威逼这位教授写出书面文字，保证从未听说过此事。她还散布过自己丈夫的几位年轻同事，“拿我们家的钱不还”，后来连她丈夫都否认这谣言说，“一切以我说的为准”，可见造谣的伎俩是如何的轻率与离奇。为了澄清咬人者发表的造谣诬陷的文字，我只好放下手里正在撰写的稿子，将二十六年前的那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负责到底。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再度造谣，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林非单位里有几位充满正义感的同事，先后打来了电话，要我们必须反驳恶意的谣言。我庆幸自己终于生活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这是新时期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现在已经不是只许咬人者造谣，而不允许被咬者说明事实真相的时代了。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但是对于一向造谣、攻击和迫害我们的咬人者，是愿意奉陪到底的。未完待续……
钱锺书夫妇与林非夫妇打架始末（一）：林非被打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