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面对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国情境况，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展开了论战。双方开宗明义，剑指喉结：祖宗之法可不可变？守旧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维新派认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不变仍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结果的产生乃因由所致。维新派的主张在当时可谓是“大逆不道”，但他们为何还是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呐喊？因为贫穷，因为落后，因为饥饿与被动挨打。穷则思变，为生存，为发展。百年以后，这样的一条准则或者说精神也发生在了贵州的一个村庄中，它的名字叫作塘约。

一、相比于身份/角色解放，思想解放尤为重要

经过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贫苦大众翻身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历经土地革命和农村土地制改革之后，中国农民拥有了自己承包的土地，并依靠着自己的辛勤耕耘奔向小康。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了往昔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且身份或角色上有了巨大的转变，获得一身轻松。许多农民也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津津有味。但是，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以及生活所困，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守在村庄中的多是老人、妇女与孩子。乡村中平时毫无生气而言，“空壳村”也大量凸现。农村人口在丰富、发达着发达的地区，而自己的家乡却越来越贫穷。

原先的塘约就是是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区乡村的缩影：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资源匮乏，人口稀少等。如何使类塘约的村子重新焕发生机，人们充满活力？让大批劳动力回流。没有哪个地方有富余劳动力。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而绝不是负担和障碍。对于一个村子来说，倾情呼唤游子的归来，首先应当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和平台，为他们提供谋生的场域和场合。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也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也许，我们会批判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社，欣喜八十年代左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至今日，诸多乡人，如塘约开始重新审视农业合作社这类模式，并用心营造起它。人们认识到，单打独斗很难走得长远，合作才是生存之道，王者之道。依靠自身很难抵挡住外面的风风雨雨，“抱团取暖”“回归集体”才能更好巩固劳动的果实。但应明白，现在塘约及诸多行业协会等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与先前合作社并非一码事，它是历经淘沙洗涤、锤炼成钢后的合作社。实践在不断发展，相应的，我们的思想也应不断的解放与进步。如此，我们才能不落伍，不被淘汰。

二、制度性思维

制度一经形成，便有着自身的运作模式，而很难或不为人左右。即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优良制度可以塑造和发挥人的善良本性和友好言行，邪恶制度则会打压和扭曲人之性情和尊严生命。可以说，从来没有邪恶的公民，只有邪恶的制度。故而，制度的顶层设计应契合“三常”（常识、常理、常情），反映人之所向、民之所望，造福子孙及自身。就农村言，“党支部建在村里”发挥了支委在重大事情面前带头、支柱、模范作用，“土地所有权的集体制”遏止了财产分配的不公，贫富分化的加剧，或者因灾难祸害致使的对人尊严的践踏和无情抛弃。就塘约言，“红九条和黑名单”刹住了一些歪风邪气，杀死一些毒瘤病害；“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让民众在党建工作中发挥热度与力量，让民众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享受到当家作主的快乐与幸福。可以说，制度兴，则国兴、民兴；制度衰，则国衰、民衰。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毛主席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剧作者。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切都将显得幼稚可笑和寸步难行。大则讲，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绵延不息，中国抗日战争的浴血胜利，中国改革开放的举世瞩目成就，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辛勤付出和勤恳执著；小则说，现今塘约的欣欣向荣、勃勃生机景象，固然离不开上级组织的扶持、乡中能人的带领，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迸发与拼了命的努力。

塘约的脱贫，让我们知晓。困难群众是被扶持群体，但他们更是脱贫的最好资源。炎陵的脱贫攻坚，沔渡的脱贫攻坚，又何尝不应该如此想和如此做呢？“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资源最好。”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的话犹在我耳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