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状上的“红手印”

王新法并没有去“休整”。

王新法是头犟牛。王新法说：“我就当来薛家村自娱自乐还不行吗？……我就不信，瞎子拉胡琴，胡琴没了，还挖我眼睛？我64万全扔这里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我要告诉薛家人所有人，我是来改变这里的，不是来适应这里的！”

退让不是王新法。

一个将“冲锋号”设置为“来电提醒音”的人，怎么可能选择退让？

曾德美记得，薛家村人也都记得，一张“生死状”上的17个“红手印”——

2014年的10月，下河公路的修筑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因为沿线到处是悬崖峭壁，有上万方岩石需要打钻爆破。爆破的事，纵使专业人员，这也有着相当的危险性。修路的劳动力畏难了，不敢接手，他们的家属也没有人支持。

怎么办？

困难面前，村主任贺顺勇与王新法商量：“我想，我们只能将这项工程承包出去。”王新法瞪大了眼：“什么？你说什么？承包？”贺顺勇点点头。王新法眼一瞪：“好啊，你倒老板不小呀，我初步预算过，光打钻工资就不会少于15万元。我们哪来这么多钱？爆破过后，这路就成烂尾路？不修了？！你说，你这正儿八经当村长的，这路还修不修？”这架势，把贺顺勇也惹火了：“不修又怎么了？这里历朝历代没有人敢想修这条路，就你自不量力，一个猛张飞，说干就干起来了！”王新法见自己态度过火了，向贺顺勇解释：“老弟呀，只怪我心里急啊……但是，还真没这么多钱，我们只能尽可能自己做啊！”一番真诚的话，打动了贺顺勇：其实，他又何尝不理解王新法的苦心呢？！“我也知道，问题是，我怕村民不配合呀，劳力怎么样安排？”他说，“如果……”

王新法说：“如果什么？这我也想过了。这件事，我先上。村干部、村里的党员先上，我坚信，乡亲们会跟着上！”

贺顺勇仍有疑虑：“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说，这不是说着玩的，出了人命谁负责？”

王新法又有些火：“呀，我说你这当村长的，怎么胆这样小，什么都怕？！你不用怕，我这已写有一份生死状，如果出现不测，由我们自己负担，绝不给他人添责！这份生死状，我第一个签字……”当即，他掏出一份“生死状”来……

当晚。“军民共富”指挥部。

节能灯略显昏暗。王新法、曾德平、贺文清等17位薛家村精壮劳力人人脸色凝重，挺直身子站着。他们的背后，是一张毛泽东画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薛家村地图”。面前桌上，是一张摊开的大纸，纸头，“生死状”三字赫然在上，下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为给我及家人生活、生存找一条出路，为让我们的子孙走出大山，我自愿参加“与民共富军人团队”进行的开山、修路、架桥工程，如出现不测，绝不给他人添责，特立此嘱。”

王新法说话了：“那么，从我开始！”

“与民共富军人团队”队员：王新法。王新法走上前去，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再伸出右手拇指，按下了指纹。

所有人的望着他。他的神色坚毅无畏。字写得很慢，很有力，按下指纹那一刻，他咬紧了嘴唇。

曾德平走上前去，写下“共产党员：曾德平”，按上指纹。

贺文清也走上前去，写下“共产党员：贺文清”，按下指纹。

鲁贺成接过了笔。唐弟育接过了笔。田凤兰按下了指纹。曾德凤按下了指纹……一个个薛家村村民接过了笔，按下了指纹。最后，张华健来了。他是王新法侄儿，“我看是非我看美”组长。

17人。17个名字。17枚指纹。

17朵红梅。17份血色的承诺。

历史还记得另一处的18朵血色梅花。37年前，1978年的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也曾挤满过18位农民，在队长严俊昌主持下，开着秘密会议。这次会议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当年，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这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直接摧生了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协议，血色的指纹也是以农民用生命承诺的一种方式。

两份“生死状”，前者是对生产力的呼唤，后者，是对贫困的宣战。

王新法站在排头，与薛家村父老乡亲一同向贫因宣战。

“生死状”的力量是巨大的。整个下河公路，村民投入义务工3000多个。薛家村邻近的村民也来帮工了……